张湾区法院：描绘基层治理新“枫”景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净出口在中国GDP中的占比较低，只要净出口不出现大的负增长，对国内增长影响有限。

此外，既然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趋势，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应该立足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和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逐渐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由于年龄结构变化的历史因素，65 岁及以上人口增长在十四五期间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放缓。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总和生育率为 1.22，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时为 1.33，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 1.18。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应在缴费的基础上，开辟更广泛的资金筹措来源，包括保持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资产划拨充实社保基金的制度化和机制化水平，确保在抚养比进一步提高情况下养老金可持续支付。与十三五末相比，十四五期间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抚养比将提高 3.3 个百分点，到 2035 年将提高 15.6 个百分点，达到 32.7%。其次，作为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的最大挑战是人均养老资源不足。首先，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皆呈现不可逆的趋势。

第二是人力资本增速递减。因此，必须珍惜并利用好十四五这个时间窗口，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做足做好积极应对的准备。在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的国际间流动会带来国际间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资本流出国会失去就业机会，而资本流入国会增加就业机会。

当一个社会存在过大的财富分配差距，存在着制度层面上的分配不公，一些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小冲突就容易演化为大冲突。这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就业岗位的极化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萎缩。它们除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之外，更多的受到本国经济和社会体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响。特别是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

同样，在此期间英国的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也上升5个百分点左右，最富的10%人群的财产份额上升了7~8个百分点。社会贫富悬殊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分裂。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强化，更大的收入差距会带来更加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差距，反之亦然。巴西取得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发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变得愈发突出。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代表的共和党执政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过程，至今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

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也经历一段时期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过程，虽然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收入差距仍处在一种高位水平。他们失去工作以后，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业的稳定性和工资收入水平也会大不如前。中国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除了强有力的维稳手段外，更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为了参与全球竞争，国内公共政策也作出重大调整，不得不面对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挑战。

不同的研究结果都显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收入差距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同收入阶层具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增长，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几乎保持不变。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还是商品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

而且，由于最近20年中国居民财产积累速度惊人，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公共政策调整：加剧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三大要素 面对工资、收入、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化趋势，一些学者试图加以解释却缺乏共识，笔者尝试从大量的研究文献概括出几点共识。

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比如，20世纪80年代巴西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曾超过0.6，然后从21世纪初开始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2000—2011年基尼系数年均下降1.3%。在世界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的国家经历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如中国和印度，也有的国家在近十多年经历了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如巴西。这种分裂先是表现为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距，然后是不同人力资本上的差异，接着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最后是价值观的差异。这时社会将进入到一种易发社会冲突的状态，而且会是一种持续冲突的状态。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对外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到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其具有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会不断增加出口，逐步替代了发达国家本国生产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带来了工资差距、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的扩大。

它们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对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影响，也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财产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非美国所独有，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都出现了类似的财产分配不平等上升的问题。

引起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上升的另一个诱因，是高科技的加速进步。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上升。

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恶化无疑对社会发展和稳定带来了一定冲击，甚至使得一些国家频繁出现社会动乱。进入 李实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财富分配 。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教授的研究，2018年美国最富的10%的人均收入是其余90%中下层人群人均收入的9 倍多。发达国家一般具有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又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为支撑，科技进步更容易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也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而且，在产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时，就业结构由于受到劳动力自身禀赋的牵绊不能及时调整，这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传统产业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

相关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市场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家庭财产分配的差距扩大。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变革，是导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化的主要原因。

为了消除这些变量，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财产占有的不平等程度也在不断上升。

这也是为什么从2010年开始，西方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

印度学者古什（J.Ghosh)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到，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印度城市中最富的20%人群的消费份额增加了40%，农村中最穷的40%人群的消费份额只增加了6%。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的支出，几乎成为所有高福利国家的不二选择。这也导致全球利益的再分配。在2004—2012年期间，印度消费支出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384上升到0.395，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536上升为0.543。

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抗议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技术人员的供给，缩小了高技能员工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又会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从长期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

总之，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未雨绸缪，改变发展理念，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顺利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他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市场力量的影响，但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导致的。